本文试图在新的事实（包括中美经贸争端）基础上，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一些梳理与扩充，并运用这些原理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似乎一直没有阐述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差别是什么？为什么有了一套增长理论，还要有一套发展经济学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打开每一本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前言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但似乎都没有说清楚。有的人说，增长理论只涉及P增长，发展经济学还涉及制度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等。但是，现在的增长理论已经把制度、制度效率的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已经不是过去的理论那样仅仅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了。这样一来，两者的区别不就消失了吗？至于说到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它们一直与经济增长相关，但一直是社会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专题，经济发展理论从来不应该“入侵”到别的学科领域“包打天下”。
这几十年，经济在发展，我们都身在其中，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发展”这个概念的特殊含义。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发展是落后国家的增长！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特殊对象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其共性，比如都需要劳动，需要资本，需要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但是，落后国家，处处落后，要什么没什么，有劳动力但缺少教育，收入低，资本少，技术落后，缺乏创新能力，体制上存在许多缺陷，不会管理企业和开拓市场。但是，落后国家还得增长，还得在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瓜分”了的世界市场上“挤出”一个份额。而且，落后国家还要增长得比发达国家更快，因为只有增长速度更高，才能够缩小差距、实现追赶，才能够实现“趋同”。如果美国每年人均收入增长3%，落后国家也增长3%，那永远不能缩小距离，就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这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发展的悖论”：落后国家处处落后，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
另一个只是增长而不是发展的情况是，200年前英国的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我们现在高，但是那个时候英国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比它更先进、更强大的竞争者。而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是，界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被跨国公司所占领的情况下，还要挤进去，要追赶，要逐步接近前沿，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时候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今天遇到的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遇到的华为的问题。这就是发展的特殊问题，也是发展的特殊难处，更是“发展悖论”的一个内容。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是研究落后国家在发达国家已经占领市场的前提下，怎么实现增长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进一步地看到，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因为处处落后难以实现持续增长，然后，克服困难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实力，但又会遇到新的难题：除了继续存在来自强大对手的竞争之外，发达国家还可能会非经济手段，“”我们的企业，发展，甚至进行技术，打贸易战、技术战，尽管这还不是真正的军事战争。
只有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关系中，才能理解所谓的“发展问题”；只有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下，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增长才算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而只讲一国自身就只是增长理论的内容。
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理论的区别就是：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它研究任何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都无一例外需要拥有那些“增长的要素”；而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殊理论”，即在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特别地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下面，我们首先深入分析“增长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利用好“发展的要素”。
最近几十年，增长理论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长的要素已经由最初大家知道的劳动和资本，拓展到把技术进步、制度进步都作为增长的要素。最初，生产函数、增长模型当中只有两个要素，即劳动和资本（了的物质资源）。后来，人们开始用技术进步来解释计量模型中无法被劳动和资本所解释的“残值”，即“全要素生产率”。再后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们对现实中制度改进导致效率提高的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理论把制度分析纳入主流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中。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经不仅包括两个生产要素，可以说是包括四个“增长要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研究增长和研究落后国家的发展时，我们的眼界要超出劳动和资本本身，不仅是人口和储蓄导致增长，资本积累导致增长，而且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关注制度，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正在做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就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落后国家可能是劳动力人数不少，但是教育水平较低，算下来“人力资本”并不多；落后国家收入低，资本积累的水平就低，也就是“没钱”。更重要的还在于，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的差别，以及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的差别。总之，前面所说的“处处落后”这句话的含义在于：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们的增长要素结构的落后，优质要素较少。收入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要素结构”落后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发达国家往往是在增长要素的四个方面都处在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在这四个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40年来，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技术上仍然有短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仍然不高。在最近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华为等事件中，可以看出，由于我国的科技创新仍处在追赶过程中，许多关键技术还较落后，才容易被发达国家“卡脖子”，这仍然是弱项。我国体制进行了40年，但是仍然有很多要改的东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是不充分、不健全，经济效率仍然较低。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关键的还是怎么深化体制，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长理论基本的内容说明了差距所在。发展中国家要看到这些差距，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制定发展战略，从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增长问题，认真思考如何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和吸引人才；思考如何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有效利用资本；思考如何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和底层技术研究，如何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扩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才能持续发展，别人想扼制但却无法扼制我们的持续增长。
这里需要再强调的是要素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过去人们知道P只是一个表面的指标，所以需要更多关注经济结构，较好的经济结构才会产生价值较高的收入。但是，经济结构取决于要素结构，或者说是“要素禀赋结构”（禀赋在这里的意思是到今天为止你拥有的东西），包括技术水平、体制效率、人力资本结构以及资本积累水平。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你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优质的要素，改善这些要素结构，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持久的增长。而不是像那样，以为只要大炼钢铁，有了一个经济结构的飞跃，就可以成为强国。由于要素结构没有变化，这种赶超的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资源，并不能真正改变经济结构。如果基础性的要素结构没有改变，而只是经济结构人为地发生短期的改变，则最终是不可持久的。20世纪50年代的现象是大炼钢铁、重工业赶超，最近这些年的现象是“提升服务业比重”、唱衰制造业，都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处处落后，还要更快地增长，发展中国家怎么办？既然在要素结构问题上处处落后，那就需要寻找一些“发展的要素”，即一些可以在某些领域里获得竞争力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起步，并逐步地改善增长要素的结构，实现持续的增长。
第一，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劳动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为落后国家挣得“第一桶金”。
第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讲的是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花钱引进受专利的技术，缩短研发的进程；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利用前人所积累的很多不受或已经不再受专利的大量技术和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的知识，来加速我们的发展；可以学习别人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节省试错成本，可以走捷径，等等。
第三，一个比较小的优势是“本土优势”，指的是在作为世界市场一部分的本国市场中，本土企业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信息与文化优势。迄今的研究表明，这种相对优势的确存在，但起的作用不是很大。相对优势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前面所说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
在这两个主要的相对优势中，哪个更重要？一些学者反复强调的是比较优势，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首先讲的也是比较优势。客观上说，一个落后国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只有廉价劳动力这一个发展要素。但是，如果只靠这个要素来支撑增长，增长不会持续，也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的4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还是人口大国，我们也逐渐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当然我们的一些特殊问题导致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并使他们较早退出了劳动市场），其他人口小国用不了几年，劳动力就会耗尽，还怎么发展？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因为仅仅发挥了比较优势，所以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未能实现一个长期持续从而真正缩小差距的过程。
所以，要解释中国最近20多年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因为在后面的这20年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各行各业的发展，看到了技术的进步，看到了高新科技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所以，要注意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差别。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竞争力。但是这种竞争力只能存在于一部分产业当中，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而且只是在比较低端的、不需要很高技能的组装与服务环节上。而后发优势则不一样，它的本质是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去缩短差距，它可以发生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产业当中，使得经济取得全面的增长，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它不仅在生产活动中存在，在诸如制度改进等领域中也存在。作为后来者，通过的过程，可以学习、模仿、引进、吸收，使我们的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可以更快地接近世界前沿。在中国40年来的高增长中，后来的这20年应该说越来越多是依靠这个后发优势。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保罗·罗默强调知识创造知识，即知识的“外溢效应”，其理论也叫作“内生增长理论”。他用该理论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能够增长。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发展，用“知识外溢”这个概念思考后发优势，那就是：后发优势就是通过对外，融入全球化，通过国际交流，得以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个地方，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当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一些知识，取得较快的进步。
这里我用“模仿”这个词，讨论后发优势离不开这个词。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模仿不丢人。现在有人把我们的技术进步都归结为“偷窃”，这是。我们当然不否定落后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但是要看到：一方面，中国每年花300多亿美元购买知识产权，加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中国也学习、模仿大量已经不受知识产权的知识，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中国做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很早就实现了大规模、全方位的，让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知识得以“外溢”到我国。我们很早就开始引进外资，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知识，包括技术和管理知识，尽管它们都不会“被转移”核心技术。我们很早就开始派留学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这都是学习的过程。我们后面20年的发展就得益于这种在与交流中迅速增长起来的知识。是与交流使得发达国家大量的知识存量得以外溢到我国。对发达国家来说，知识存量产生知识增量，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部分知识存量转移过来也是一种“知识外溢”，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增量。
回到现实中来，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过去恰恰是做对了。包括我们的全方位对外，包括引进外资，包括学习交流，有了这些才有这40年的持续增长。现在美国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知识外溢的“通道”都起来。现在中国学者谁能去美国访问、去哪个部门访问都成了问题，中国学生能到美国学习什么专业也成了问题。就是想断掉知识交流的通道。美国人看到了这个问题所在，并在这里做文章来我们的发展，这恰恰说明“后发优势”是多么的重要。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以及我们经历的这些历史，让我们认识到了发展的困难，认识到了未来发展的历程，也使我们更要清晰地分析发展经济学的逻辑。
概括地说，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前提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要开始对外，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积以时日，才能在后一阶段上接续起来，支撑发展。第三，继续学习模仿，同时进入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我国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也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在之后的一个更高阶段，是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我国作为后来者能够这样一个体系，即一个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做所有的东西，要合作、互利，互有专业分工、互通有无，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当然，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后话，我们现在还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在许多领域里仍然落后，仍然在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上走在后面，仍然要努力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确也到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也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技术。
我们能不能在过去基础上有更大的、持续的发展，这确实要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特别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首先，能不能深入，能不能提高我们体制的效率，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其次，能不能在自主创新上实现真正的突破。科技创新不是完全依靠补贴能够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决定”就能发展出来的，而是要通过一套机制，特别是通过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才能使得创新不断地发生。
所以，发展中国家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当前我们遇到的这类问题，其实是符合逻辑、符合规律的。从本文一开始，我们就说所谓发展是在有人比你先进、比你强大，而且已经了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你要赢得一席之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面对像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觉得不可接受。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不依我们的意志转移，我们要做的只是准确地分析它、认识它，然后就是用好我们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应对它、破解它，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实现持续发展。只有你持续发展了，它才会认识到、也不起什么作用，情况才能向好的方向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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